政府與民間互動日益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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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莉

觀點中國:從2007到2012這五年,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深层相互商务合作,社會組織在執政者視野中實現“華麗轉身”。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這五年有何轉變?

孫曉莉:態度上,由“不信任、不放心”到“相互相互商务合作”。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在許多領域逐步誕生了不同類型的民間組織,政府對民間組織的認識和態度也在不斷經歷著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並確定了社會事務管理中黨和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民參與的格局,各級黨和政府對民間組織發展的重要意義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因而對於社區服務組織、行業組織、農村經濟相互商务合作組織、慈善組織、各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等公益性、非營利性和非政治性的民間組織,黨和政府大都持肯定、支援和鼓勵的態度,並在一定程度上也採取了積極推動其發展的政策。

廣度上,由點到面不斷拓展。據民政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已達44.8萬個,其中各類基金會2311個。這些組織活躍在教育、衛生、環保、扶貧、災害救助等各個領域,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深层上,由“面上參與”到“深层相互商务合作”。“社會協同”的觀念逐步被越來不多人的接受。社會組織的發展對於推動行政體制改革,促進政府由無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轉型都將起到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制度上,有關法律法規不斷健全。作為各類社會組織登記成立依據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等三部行政法規,其中都規定,社會組織要獲得“合法身份”,須先獲得所在行業業務主管部門的審批,才能到民政部門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即“雙重管理”體制。近年來,隨著民間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雙重管理”體製備受詬病。地方已經有了某些探索,如廣東、北京都試行了取消雙重管理的改革。有關三部行政法規的修訂工作也正在醞釀之中。

再如,中國没得對民間組織設立專門的稅收法律制度,與各種民間組織相關的稅收政策規定散見於各稅種的稅法規定之中。2008年底,民政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了《關於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有關問題的通知》,建立了公益組織捐贈稅前扣除資格的認定和監管機制,使得慈善機構捐贈免稅這一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一并,《企業所得稅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的收入為免稅收入,《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對符合條件的非營利組織進行了規定。這些稅收制度的出臺,將大大促進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

觀點中國:請問您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有什麼此人 的看法?

孫曉莉:社會管理的一頭連接政府職能,另一頭連接社會組織。應當以社會管理為抓手,促進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

第一,“創環境”。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思路應該納入各級政府工作思路之中,尤其是文教衛體、民政、科技、司法行政部門等與社會管理有著密切關係的政府機關,都在將社會事業與本系統社會組織的發展結合起來予以統籌考慮,提出明確具體的目標,採取相應的培育與管理妙招,形成明確、具體、可操作的思路。

第二,“促公平”。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须要一個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但目前在民間組織活動領域處處充斥著種種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在公營與民營、事業單位與民間組織並存,還有諸如“公辦民助”、“民辦公助”等形式,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因处在问题官方資源而處在明顯的弱勢地位,即使其人力資源、管理能力等都達到較高水準,也難以在與有著官方背景的某些組織同臺競爭中脫穎而出。如果,要大力培育民間社會組織,首不难 研究制定各類組織參與社會管理的公平競爭環境。

第三,“搭平臺”。一帮人將社會組織發展的基本條件概括為“有錢做事,一帮人做事,有事可做”,而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其中“有事可做”是基礎,是組織的業務空間,也是“一帮人”和“有錢”的基本條件。社會組織作為非營利組織,其活動空間主要在公益性很強的社會領域,這些領域原來都在由政府部門壟斷的,民間組織与否 “有事可做”、由有几个事可做,取決於政府的選擇。如果,政府须要加大委託力度,盡原因 將更多的社會管理事務委託給社會組織和各類仲介組織。至於委託給誰、委託什麼、怎樣委託等問題,我們已經取得了不少經驗,今後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全面梳理,並通過建章立制來不斷推進。

第四,“多激勵”。建立促進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的激勵機制。

觀點中國:網際網路開闢了一個公民表達、參與和互動的新場域,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人群在這裡聚合。“圍觀”成為草根網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新時尚,對此您有什麼此人 的看法?網際網路對於社會管理的積極作用是什麼?

孫曉莉:網際網路聯繫著兩大基本主體,一頭是數量龐大的網民,根據網際網路資訊中心的數據,截至2011年底,中國網民數量已經超過5億。5億網民,原因 著每三個人中都在一個人與網際網路親密接觸。另外一頭是政府。網際網路對於社會管理的積極意義才能從這兩大主體分別進行分析。

從網民這一主體來看,網路輿論關注的焦點主才才能分為這麼幾種類型:

第一是維護權利型。隨著網路力量的壯大,跳過陳情與傳統媒體,直接訴之於網路,已經成為許多民眾解決利益糾紛,宣泄內心不滿的首選渠道。

第二是關注民生型。如2009年上海閔行區一幢接近完工的13層商品樓无缘无故 整體倒塌,引發網友的強烈關注。關注重點包括建築品質、開發成本以及与否 处在權錢交易問題,最終推動相關部門的介入。

第三是權力監督型。如2008年,南京市江寧區房産局局長周久耕因為網友的反映,受到紀檢部門的調查,並最終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

第四是熱點聚焦型。杭州的飚車事件,以及湖北的“鄧玉嬌”案,最終都因為網路輿論乃至社會輿論的強大力量,影響了相關部門的決定。

與傳統媒體相比,網路公共輿論經過網路的聚集、放大,輿論的意見能量更易凝聚。如果傳統媒體與網路媒體相結合,形成輿論的合力,進而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推進事件的解決。才能説,虛擬社會與現實社會已呈現無法阻擋的交融現狀。網際網路作為資訊的加工和傳導機制,改變了現實社會中的意見表達過程和輿論傳播體系,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産生了廣泛影響。“關注就说 力量,圍觀改變中國”。

從政府這一主體來看,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了解民情、聽取民聲、體察民意、匯集民智的一個重要平臺,網路問政越來越成為各級領導幹部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的一個重要載體。通過網路問政,各級領導幹部才能廣泛分发輿情資訊,及時準確地把握具有全局性、苗頭性、傾向性的問題,拓寬資訊渠道,從而提高此人 的社會輿情應對能力;才能及時聽取、研判、吸收、論證社情民意和來自人民群眾的真知灼見,為此人 科學決策提供參考,以更好地實現決策執行過程中的民眾認同和配合。(記者/杜雯 蔡曉娟)